变迁，黄冈寺，你怎么看？

　　草根口中的黄冈寺简洁明了，黄冈山因黄土壤而名，黄冈寺又因黄冈山而名。《光绪常山县志》载：“永年寺，在县北三十里。唐大中十年(856)建，宣宗赐额曰容车。宋雍熙改元(984)，更万寿罗汉寺。祥符六年(1013)，改赐今额。赵鼎、魏矼、范冲避地南来，尝寓此寺后院，久圮。同治十二年，里中众姓重建。”赞宁《宋高僧传》中则称为“万岁寺”。《光绪常山县志》还记载：“万寿庵，在县北三十五里黄冈山。久圮。明隆庆间，僧募建。国朝康熙四十五年，僧立如、天植重建。咸丰十一年，被毁。同治六年，僧卓然率智勤募捐建。”《光绪常山县志》的叙述似乎在字里行间告诉我们，山下是寺，山上是庵？《康熙常山县志》卷十五记载更明确：“太史范公冲墓，在县北三十五里容车山下永年寺右。”如此永年寺、永年院在黄冈山上的说法不免让人大跌眼镜。

　　永年院最早见之于《宋史》卷三八七《列传·汪应辰》：“寓居常山之永年院……”但《宋史》没说永年院的具体位置。常山旧志的记载源自《宋史》。碎片化的史料可能是古人不让我们偷懒，你得回答“永年寺就是永年院吗？”“永年院是永年寺的后院、或者是附院吗？”“永年寺和永年院是山上山下两相隔的吗？”等等，古人和来者手中的教鞭也许会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不能胡说。

　　常山百姓口中的黄冈寺主要是指永年寺，这是有依据的。《方舆胜览》卷七：“永年寺，在常山县北三十里，又名黄冈寺……”，可见南宋时就有黄冈寺的叫法了。“永年”“万岁”“万寿”的冠名都是人们祈求长寿的愿望。草根的智慧让黄冈寺更加广泛化了，现在人们所说的黄冈寺就是泛指黄冈寺为中心的那一片特定文化内涵。

　　黄冈寺，你最高了吗？编撰《常山古道》时，有人曾说黄冈寺是浙江省内海拔最高的寺庙，戊戌年的出版物仍然在说，当年闪过的疑惑应该澄清。资料表明：昭明禅寺位于临安市东天目山，海拔高度约1167米。温岭天皇寺建于竹海天花板岩最高处，海拔约1000米。华顶讲寺位于天台山风景区的华顶峰，海拔约1098米。黄冈山海拔713米，黄冈寺能是浙江省海拔最高的寺庙吗？黄冈寺，你祖宗了吗？有个说法，永年寺“为杭州灵隐寺宋朝第一代主持的大师祖罗汉———桂琛禅师剃度受戒之地，故有“灵隐寺的祖宗寺”之称……”我们注意到：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灵隐寺开山祖师为西印度僧人慧理和尚。后周显德七年(960)五代吴越王钱镠命请永明延寿大师(904-975，一般称唐末五代僧)重兴开拓，并赐名灵隐新寺，此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罗汉桂琛禅师仙逝于928年，钱俶纳土归宋为978年。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当然，黄冈寺与灵隐寺的关系不是其它寺庙可以比拟的，两者可用宋代词人李之仪的《卜算子》一比：“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不过，江是钱塘江。

　　人们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黄冈寺有自身丰厚的人文积累，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是一般的人文古迹所不可同日而语的。黄冈寺需要文化自信。

　　功能，第三只眼辨识

　　常人眼中，黄冈寺是僧人聚集场所，但它的功能不限于此。

　　宋室南渡，寺庙成了因避难而纷至沓来的士大夫的理想安置之所。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的《許占寺院》篇载：“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众，高宗愍之，昉有西北士夫许占寺宇之命。今時趙忠簡居越之能仁，趙忠定居福之報國，曾文清居越之禹跡，汪玉山居衢之超化。他如范元長、呂居仁、魏邦達甚多。曾大父少師亦居湖之鐵觀音寺，後選天聖寺焉。”赵鼎在《建炎笔录》写道：建炎三年(1129)“(二月)二十二日，某买舟泛钱塘江之衢。”“(三月)初五日……某至衢，泊舟门外浮石渡。”此行是为迁居而来的，赵鼎自己在《自志笔录》作了证实：“己酉春，迁居衢州”。“买舟”就是为了举家迁居准备的，赵鼎沿钱塘江西行，一路寻找栖身之所，最终黄冈寺成了他理想之地。

　　黄冈寺同古代多数寺院一样兼具旅店的功能，这在隋唐以来史料中可以找到许多的佐证。范成大在《骖鹭录》中记载，乾道八年(1172)其从吴郡(江苏苏州一带)出发，经杭州、富阳、衢州、常山、袁州等地就任广西静江府知府沿途食宿寺庙的经历。乾道九年正月(1173)范成大在衢州超化寺的两山阁与汪应辰相会，前后三天。宋代寺庙食宿、沐浴功能较全，男女都可以下榻寺庙，临走出点香火钱。也可以长期居住，向寺庙交租就行。黄冈寺的位置处于浙赣皖三省交界处，周边古道纵横交错，千百年来，黄冈寺为难计其数的往来行人提供挡风避雨之所。永年院的出现基于此。

　　人们习惯把寺和院连在一起，其实，院是寺的衍生物。从南北朝开始，佛寺的世俗化趋势愈加明显，到宋朝，寺院的工商业经营相当繁盛，设有碾磨坊、油坊等作坊，院的作用就更为重要。

　　文化与非文化，只说一二人

　　黄冈寺的文化是历代许许多多风流人物簇拥而就的，但有两个文化人至关重要，就是赵鼎和汪应辰。

　　赵鼎南渡定居常山后一改其在北宋时的平淡人生，步入风云跌宕、命途多舛的仕海宦途，常山注定是赵鼎后半生魂魄所系之地。建炎三年(1129)，赵鼎离开常山后仕途上升较快，尤其是任尚书司勋员外郎后，陈述时政得失，分析军事形势，提出应对之策，得到高宗的赏识，并且随高宗辗转海上，同舟共济，更得其信任。任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御营副使后，积极上书进言，论及“荐举人才”“幸蜀之事”“边防之事”方面的独到见解深得高宗赞许。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初五日，赵鼎罢官。《宋史》本传：“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会辛企宗除节度使，鼎言企宗非军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是月，赵鼎从临安沿水路出钱塘江，途经富阳、桐庐、建德、衢州到达常山，寓居黄冈寺。绍兴二年(1132)，赵鼎重新被起用，又离开常山踏上变幻莫测的仕途，一直到绍兴八年(1138)十月，其间，是赵鼎一生建功立业的辉煌时期。绍兴九年(1139)，赵鼎的人生从辉煌走向流放，贬泉州、谪潮州，至绍兴十四年(1144)又移吉阳军(今海南省三亚)。秦桧怕赵鼎东山再起，令当地官员每月上报赵鼎情况。赵鼎对其子赵汾长叹道：“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诛及一家矣。”绍兴十七年(1147)八月二十日赵鼎绝食而死，年六十三，临终前，赵鼎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去，气作山河壮本朝。”翌年，赵鼎归葬常山。

　　赵鼎自建炎四年十一月初五日罢官，寓居常山县黄冈寺，至绍兴二年十月二十一日除知平江府，在常山近两年时间，所作诗词颇多。据赵鼎年谱资料统计有：《正月十八日枕上》、《长沙倅刘元举寄示参议伯山酬唱之什，因亦次韵二首》、《越±水浅易涸，而近山无木可采，故常有薪水之忧。既归黄冈，遂脱此责，作诗示同舍》、《和通守王元美二绝句》、《老媪折山樱一枝观其开落》、《双翠羽·三月十三日夜饮南园作(旧名念奴娇)》、《暮春》、《无题》、《再书一绝》、《次张真君韵》、《东轩即事二首》、《独坐东轩》、《泊盈川步头舟中酌酒五首》。

　　寓居黄冈寺其间，赵鼎建独往亭，与范冲、魏矼、了空唱和诗词作品甚多。交往密切的还有喻樗、江袤、江纬、程俱、张浚、沈与求等，往来之间留有许多诗作存世。

　　赵鼎生活在风云跌宕的南宋初年，又置身政坛的风口浪尖之上，在世时人们褒贬不一，去世后史学界存有争议。赵鼎两度拜相，推崇为政当以固本为先，根本固而后敌可图，主张养民力、稳根基。为政时运筹帷幄，力挽狂澜，为巩固南宋根基贡献甚大。赵鼎谦冲待人，犯颜敢谏，忠义凛然，与李纲、李光、胡铨被后人并称为“南宋四名臣”，赵鼎的历史地位和丰功伟绩自然不能被轻易抹杀。少数人认为，赵鼎罢相是因为建储之论触怒赵构，为相时专权植党，打击异己。抗战议和，表里不一，因为秦(桧)党攻汗才成就其英名，如果赵鼎不下台也必定和秦桧一样背负议和罪名。从非议赵鼎的论据看，稍有偏颇，有历史虚无主义之感。赵鼎肯定不是完人，难免有失当之处，在定都临安、主持对金议和等问题上暴露其政治上的弱点。赵鼎同样没有逃脱古代知识分子的宿命。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黄冈寺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就是汪应辰。汪应辰(1118—1176)，初名洋，字圣锡，玉山县汪坞人，世称“玉山先生”。《宋史》卷三八七《列传·汪应辰》：“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满迳，一室萧然，饘粥不继，人不堪其忧，处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讲学为事。”《光绪常山县志》则记为：请祠归，寓常山永年院。一室萧然，饘粥不继，益务修身讲学，浩然之气裕如也。绍兴九年(1139)五月，汪应辰奉祠到了常山。其所住的永年院即永年寺，是恩师赵鼎当年隐居之所。虽然生活条件清苦，但专注于授徒讲学。时间约七年半。

　　汪应辰在黄冈寺这么长时间却没有留下什么史料、著作，令人费解。从《宋史》的记载看，汪应辰在黄冈寺所做的就是“修身”“讲学”两件事。修身很好理解，目前无史料可以研究；而讲学我们可以确定汪应辰所讲的主要是程氏洛学。建炎、绍兴初年,宋高宗从“是元祐而非熙丰”“尊洛学而黜王学”的态度出发,推崇程氏洛学,导致了洛学派旧党官僚势力的崛起与壮大。但是随着绍兴八年宋金和议时期的到来，以赵鼎为首的洛学派旧党集团成为宋高宗对金投降的障碍，最终被宋高宗所遗弃,程氏洛学失去宋高宗的支持，遭到秦桧之党的长期禁锢。南宋韩元吉在《南涧甲乙稿》卷十六《书师说后》中记述：“建炎龙兴，先生门弟子相继有闻，《易》《春秋》《语》《孟》之学始行天下，而赵丞相尝官于洛，素知推敬其书，一时士君子靡然向之。及秦益公当国，诸贤零落殆尽，秦亦旧从洛学者也，晚乃谓人为其所惑盖三十年，且诋其说为提先手，由是虽进士之文，亦不复道之矣。”

　　汪应辰的人生、思想轨迹同洛学的兴衰休戚相关。绍兴三年(1133)三月，赵鼎任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洪州(南昌)，汪应辰随赵鼎到洪州入豫章郡学。绍兴五年(1135)，汪应辰十八岁考中状元，赵鼎的作用不可忽视。洛学的重要分支———浙学代表人物吕祖谦(1137-1181)，世称“东莱先生”是汪应辰的学生，《宋史·儒林四》有记载。汪应辰与张九成、吕本中、朱熹等人的交游，也可了解其深刻的洛学思想渊源。

　　文化素有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总和之称，我们以赵鼎与汪应辰为例，黄冈寺研究如何在文化与非文化之间寻找怎样的一个基点呢？

　　你从中古走来

　　我们以文化的视角审视黄冈寺的古往今来，不局限于黄冈寺是个佛教的寺庙，而是以黄冈寺为核心融合周边人文古迹文化内涵的块状文化；古代的寺庙往往附有寺山、寺田等资产，把黄冈寺周围山上山下融为一体也是有依据的。我们从浙赣皖区域的自然地理、经济、社会视角探讨黄冈寺的区域文化特性，挖掘其宝贵的文化财富。以黄冈寺建寺为一个节点，由此上溯，多角度地探索黄冈寺的建寺成因。又以此为起点，研究黄冈寺文化传承特点及规律，分析黄冈寺建寺以来的事件、人物以及其文化的凝聚和扩散的现象。

　　历史上，黄冈寺有个主持无相大师(约800-890)，精研律藏佛法，名声远播，时人尊其为“解虎”。他有个徒弟叫桂琛(867-928)，唐末五代时常山人，俗姓李。桂琛的厉害之处在于点化了清凉文益禅师，而清凉文益由此开创了法眼宗，成为禅宗五家之一。清凉文益的弟子、法眼宗二世祖天台德韶大师又将法眼宗要旨衣钵传与三世祖永明延寿大师，永明延寿在衢州天宁寺编撰《宗镜录》(《宗镜录》编撰非限于超化寺一地)其间，曾多次来到常山黄冈寺拜谒师祖桂琛禅师当年的剃度受戒之地。后来受钱镠之命请，重新拓建灵隐寺，为灵隐寺的中兴作出了重要贡献。桂琛师承无相，但不满足现状而云游四海，终于开创了一番新的天地。这是黄冈寺文化的要义，也是我们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需的境界。

　　黄冈寺从中古走来，闪着新时代的光芒，如身边的钱塘江奔腾不息汇入东海。未来，黄冈寺的文化传承发掘肯定会取得辉煌，但必须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方法论支撑。